轉載書介：《西方音樂家的上海夢：工部局樂隊傳奇》（上海辭書）

撩開工部局樂隊的神秘面紗

By：劉蔚，摘自上海《新民晚報》（2010/05/16）

2009年9月，上海交響樂團舉行了慶祝建團130周年的盛大紀念音樂會。130年的歷史，比柏林愛樂還要多三年（柏林愛樂誕生於1882年）。眾所周知，上交的前身是上海工部局樂隊、上海公共樂隊，那麼130年前它們是什麼樣子的？它們是如何演變發展的？日本比較文化學者榎木秦子的專著《西方音樂家的上海夢——工部局樂隊傳奇》回答了這一問題。 　　

榎木秦子將工部局樂隊歷史的研究，置於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前半葉上海這座遠東最大的國際港口城市的視角中心，經過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數度走訪上海交響樂團健在的老音樂家，到上海市檔案館查證工部局檔案中保存的歷年工部局樂隊史料，鉤沉爬梳，條分縷析，終於比較清晰地還原了公共樂隊、工部局樂隊的演變發展過程。其中，既有對工部局樂隊歷史沿革中一些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的考證，又有對重要人物生平的描述，並且發掘出了我們以前不太清楚的一些歷史的真相，考據扎實，內容客觀，文字平實可讀，不失為一本幫助專業人士和音樂愛好者瞭解工部局樂隊歷史的好書。 　　

工部局樂隊的誕生與19世紀40年代中國蒙受的那段屈辱歷史密切相關。由於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慘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了廣州、上海等五個港口城市，大量英國人來到上海經商，形成了英租界，後來又與美租界合併而成公共租界。漂洋過海的英國人將家鄉的文化生活方式帶到了上海。於是，在公共樂隊問世之前，上海有了第一場舞會，有了英國話劇的登臺；隨著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歐亞航路大為縮短，歐洲的音樂家們、各種劇團、歌劇團和馬戲團紛至遝來，巡迴演出，上海因此有了第一次外國鋼琴家演出的獨奏音樂會。1879年1月16日，由英國人組成的愛美劇社在蘭心戲院上演《我們的軍隊》，法國人雷慕薩指揮的公共樂隊同時登臺獻藝，本書將這一天作為上海公共樂隊的誕生日。公共樂隊成立不久，就在外灘公園舉辦露天音樂會，以後演變成周日音樂會，它們顯然受到了倫敦逍遙音樂會的影響。在1908的《工部局年報》中，就對上海的周日音樂會與在倫敦女王大廳舉行的逍遙音樂會的演出場次、曲目進行了比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上海當時的音樂生活基本上是模仿歐美的。 　　

說到工部局樂隊，人們提得最多的是梅百器和富華。其實，梅百器的前任、公共樂隊的指揮布克為它的正規化也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德國人魯道夫•布克是在1906年底被工部局（公共租界的管理機構）樂隊委員會聘為指揮的。隨他一同應聘而來的還有6位歐洲樂師，以後又陸續聘任了一批歐洲音樂家，從而初步改變了公共樂隊以菲律賓樂師為主、演奏水準偏低的狀態。布克對樂隊進行了嚴格的訓練，演奏了不少德奧樂派的作品，使樂隊水準提高顯著。現存的公共樂隊第一張節目單，就出於布克時代。上海最早演出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和莫札特A大調第五小提琴協奏曲，也是在1913年，由布克指揮樂隊與樂隊首席小提琴手米利埃斯合作而成的。米利埃斯與另一位德國小提琴手恩格爾一戰中應徵入伍，德國戰敗後被關入日本的戰俘營。恩格爾組建了戰俘樂隊，親任指揮；米利埃斯也在另一座戰俘營樂隊中十分活躍，兩人為西方古典音樂在東瀛的傳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梅百器（Mario Paci），1895年贏得李斯特國際鋼琴比賽冠軍，兩年後進入米蘭音樂學院深造。曾得到歌劇大師普契尼的賞識。1918年底抵達上海，第二年9月被聘任為公共樂隊新任指揮。1921年，他前往歐洲招攬人才，不久帶回了小提琴家，後來成為他接班人的阿裏戈富華（Arrigo Foa）。富華不僅在梅百器擔任指揮的20年間一直任首席小提琴手，而且在梅百器辭職之後接任指揮，新中國誕生後也留在上海，直到1952年離開前往香港。 　　

1922年，公共樂隊正式改名為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在梅百器的帶領下，工部局樂隊進入了它的黃金時期。梅百器從歐洲招來許多新樂師，購入了新的樂器和樂譜，一批中國樂師也在30年代加入到了樂隊中，演出曲目則從以貝多芬為主的德奧音樂大為擴展，僅1922年，就首演了穆索爾斯基的交響詩《荒山之夜》、李姆斯基—科薩可夫的交響組曲《天方夜譚》、瓦格納歌劇《尼伯龍根指環》片段以及雷斯匹基的作品等。樂隊的水準日益提高，影響不斷擴大。書中記載的1937年樂隊應邀赴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公演，就是一例。 　　

當然，工部局樂隊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迭經風雨磨難。我們現在知道的1936年4月梅百器指揮樂隊演出貝多芬《合唱交響曲》，是上世紀30年代上海音樂界的一大盛事，但它的起因卻是工部局樂隊當時面臨的一場生存危機。由於當時上海湧現了不少電影院，大量的好萊塢電影把人們從音樂廳拉到了電影院，而留聲機和無線廣播的出現，又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欣賞音樂的方式，使得音樂會上座率下降，而樂隊的開銷卻不斷增加，入不敷出非常嚴重，因此，在工部局和納稅人中出現了關於樂隊去留存廢的激烈爭論，連蕭友梅先生也加入其中（他堅決主張保留工部局樂隊）。為了自救，為了證明樂隊的水準和存在價值，梅百器策劃了這場轟動上海灘的“貝九”音樂會。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音樂會的第二天，在工部局的納稅人會議上，樂隊改組方案獲得通過，工部局樂隊跨過了一道坎。 　　

工部局樂隊被譽為“遠東第一樂團”。那麼，它的真實水準究竟怎樣？現在很難找到音響資料可以證明。書中尾聲《日本人與“上海交響樂團”》記述了兩個日本指揮家的親身經歷。一個是近衛秀麿，他於1936年前後三次客席指揮工部局樂隊，事後撰文讚歎，工部局樂隊第一小提琴只有6人，可拉出來的聲音比日本新交響樂團（NHK交響樂團的前身）10個人拉出來的要響一倍；管樂音色也讓人讚歎。“能達到那個水準的話，就是去歐洲任何地方，都能理直氣壯地躋身一流”。另一個日本指揮朝比奈隆，則在日軍佔領上海，工部局樂隊改名為上海交響樂團後，于1943年指揮了樂隊。他日後回憶：“戰後我登上歐洲交響樂隊的指揮台而沒有什麼特別彆扭的感覺，大約就是因為我在上海交響樂團磨練出來了吧。哪個樂團的實力可真實非同凡響。”從他們兩人的親歷中，當時工部局樂隊的水準之高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