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書介：中央樂團史（香港 三聯書店）

一陣風留下的絕響

　

by 張潔平，摘自香港《亞洲周刊》（23卷51期 ，2009/12/27）

《中央樂團史》的全景式記錄，展現樂團在特殊歷史時期的隱秘往事，也折射當時中國在外交、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發展。

按下快門的那一刻，我的手有點顫抖，好幾次都拍虛了。

眼前坐得整整齊齊的三排老人，好多已年逾八十。他們整理衣服，對著鏡頭笑，手很自然地交叉而握，腰杆挺拔，是這個年紀的人不常見的風度翩翩。

他們背後擺滿了譜架。這是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的排練廳，一九九六年之前，這裏還叫「中央樂團」。從一九五六年成立，到一九九六年重組改名，中央樂團作為一個特殊政治時期的國家樂團，存在了四十年，照片裏的老人，大多都是當年的樂師、指揮、演唱，從這風雨的四十年裏，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出來。

二零零九年的冬天，他們在當年的排練地聚會，是為了一本新書的誕生：《中央樂團史》。

這是一個有點奇怪的故事：《中央樂團史》是第一本全景式記錄這個折射了中國現代史的交響樂團的集體傳記，七百二十三頁的大厚開本、極其詳盡的歷史圖片、編年體的樂團歷史梳理、包含一百五十多位有關當事人的訪問、長達四十頁的樂團四十年演出一覽表、論文一般考究的參考書目、以及附贈的八十分鐘中央樂團歷史演奏錄音，其體量之大，令人驚訝！——可是收集、寫作這一切的竟然是一個香港人，周光蓁。

繁體字版《中央樂團史》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十二月十二日，卻在北京開了首發會。香港三聯副總編輯李安說，這是香港三聯六十一年的歷史裏，第一次把新書首發式移師內地。

而面對首發會現場三十多位古稀之齡的老樂師，作者周光蓁是這樣解釋的：「這不是新書發布會，這是個匯報會。過去七年向你們採訪、求教，這本書是我的匯報。」

這也是一個有關知音的故事。八十九歲高齡的前中央樂團交響樂隊常任指揮韓中杰說：「這是唯一一本關於中央樂團的史實。」而中央樂團的催生者、九十二歲的前文聯主席周巍峙評價：「這是中國交響樂史的初稿。」

已成絕響的老樂團，有了真正的知音。只是這裏的「音」，遠不止「音樂」。

這個樂團曾經為江青演過樣板戲，也為基辛格奏響過貝多芬。樂團是國家的宣傳工具，但樂師們也曾違抗上命：周恩來逝世的時候，他們不顧中央的禁令，在天安門廣場獻上花圈，演出時奏響哀歌；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他們也在廣場上支持學生。在中央樂團四十年的歷史裏，音樂和政治，難分！

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央樂團交響樂隊第一次到香港演出，紅磡體育館全場滿座。當時剛從夏威夷大學民族音樂學碩士畢業回來的周光蓁也在觀眾席上。論文研究音樂與政治關係的他，很好奇這個從文革中走出的樂團演奏交響樂會是什麼樣子。《黃河鋼琴協奏曲》的音樂聲響起時，周光蓁被深深震撼了：「地地道道，完全是中國味道的『黃河』！在美國沒有一個樂團能奏出這個聲音，柏林樂團沒有這個味道，倫敦樂團也沒有！」現在說起來，他還難掩興奮：「我當時覺得，這個樂團真棒啊！」

自此，中央樂團的故事一直吸引他。一九九九年，周光蓁在深圳見到前中央樂團藝術指導、常任指揮李德倫，知道改制後中央樂團已經不復存在，終於下定決心研究它的故事。二零零一年開始，他以中央樂團史為題在香港大學讀歷史學博士，用三年的時間做基本研究，採訪當年的音樂家。二零零三年，十七萬字的英文博士論文完成，周光蓁心有不甘：「樂師們給我那麼多資料，我用英文寫了就完了，好像對他們不起，又過了一兩年，聽到老樂師個別離世，我心裏很不舒服。」於是他辭掉工作，又花了兩年時間，增加了更為詳盡的訪談與故事，終於成就這本總字數超過六十萬字的中文巨作。

周光蓁形容，發現中央樂團隱秘往事的過程，就像是七十年代西安的農民發現地下的兵馬俑。「原來埋在地下的中央樂團是一個很大的國家的寶庫，他們的四十年不是一般樂團的四十年，他們直接參與了很多的國家大事。通過中央樂團的進程，可以看出當時國家在外交、內部政治、意識形態、文藝、文化、音樂各個方面的發展。比如文革結束，中央樂團第一次向外演奏貝多芬，引起世界轟動——中國不演樣板戲了？演貝多芬？當年的《明報》頭版頭條，北京演貝多芬，就是這個樂團。」

一個交響樂團在一個社會扮演的功能，是周光蓁更進一步的研究興趣所在。將三個特定歷史時期的交響樂團——中國文革時期的中央樂團、蘇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列寧格勒交響樂團、納粹時代的柏林愛樂樂團進行比較研究，是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但是，用純藝術的角度來評價中央樂團，並不是關鍵，周光蓁坦率地說：「如果單單用音樂來聽中央樂團，我只能說這是一個誤會。」

這個樂團的成立，是因為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剛剛成立就遭遇反右，大量樂師被打成右派。

「他們是一朵鮮花一樣地起來，沒想到一年後就是反右。它的出生就像一個誤會，就好像兩個人的一夜情，就這麼一夜，懷孕了，孩子出來的時候物是人非，成了棄嬰。中央樂團四十年就是這樣過的，出生像一個誤會。他們繼續了下去，就這樣繼續了四十年。」

二零零九年，《中央樂團史》的這場首發會上，兩位老人緊緊擁抱在一起，是這樣的對話：「還記得我嗎？我們倆合奏過呢。」「記得啊，你看我都七十七了。」「我八十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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